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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4年，郝毅卸任金义豪董事长和公司法人。第二年，于戈辞去了基金会理事长和法人的职务，担任了香港联合公司的董事，其丈夫郝毅则随后则成为了基金会的理事长和法人，双方“换位”。根据记者获得香港注册总署出具的香港联合公司股权配发申报书显示，香港联合公司的股权结构在2015年2月发生了变更，股东从金义豪公司和关健基金会变更为金义豪公司和绵阳亿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亿源”），金义豪和绵阳亿源分别持有50%的股份。

在运营业绩方面，2018年第四季度，宜人贷为111274位借款人促成借款总额83.67亿元，环比增长28%，同比下滑38%，其中31.4%的借款金额来自于重复借款人；为144965位出借人完成118.48亿元的资金出借。2018年全年，宜人贷为553726位借款人促成借款总额386.06亿元，其中26.6%的借款金额来自于重复借款人；为485519位出借人完成468.63亿元的资金出借。

如果将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进行频度调整，那么基础货币以及银行间资金利率与社融增速的相关系数最大将达到0.65以及-0.39。由于2018年年末至2019年1季度末基础货币同比增速由2.82%逐步下滑至-5.49%，并且3月期Shibor、DR007以及DIBO007在同期也全部有所上行，那么预计2019年4季度社融同比增速将有所承压。从这一视角上来看，基础货币和银行间资金利率对社融的指示性作用同“匹配”要求的预测是一致的。预计后续货币政策操作中介目标将是观测社融的另一个重要抓手。

货币政策调控对社融增速的领先性从增速角度看，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基础货币增速分别领先社融规模增速3个月、9个月。目前，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兼具数量型和价格型两个维度，数量型工具（降准、逆回购以及MLF等）直接作用于银行准备金总量（或者分配），通过调节银行间“水池”来控制总货币量；价格型工具（央行近日久违地重启了MLF以及逆回购降息）主要意图控制银行间边际流动性的价格（边际上调控银行资产负债部对金融市场等部门的FTP，因为总量层面上“对存款类公司债权”仅占银行系统总资产的3.7%左右，央行降息操作带来的总量层面负债成本下行比较小），来调节资金价格。如果认为社融增速大体上是GDP名义增速的领先指标，同时央行对社融资金的供给侧拥有较大的影响力，那么观察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对社融的影响就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视角（相较预测投资增速而言）。从存量增速的视角来看，社融存量同比增速与滞后9个月期的基础货币增速正向相关性较好，同时与滞后3个月期的银行间资金利率（3个月期Shibor、DR007以及DIBO007）的负向相关性较好。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诸多纪录被一一打破，A股市场的高股息率标的数量也快速增多，以2017年年末收盘价计算，2017年共有592家上市公司股息率有望超过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达到1.5%以上，较2016年349家公司数量增长接近七成。即便以5月9日余额宝货币基金3.75%的7日年化收益率计算，仍有85家公司超过这一水平，其中，方大特钢、哈药股份、中国石化、银亿股份、三钢闽光、三湘印象、顺发恒业、九牧王等公司2017年股息率均在7%以上。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A股优质标的成为海外资金争相布局的宠儿。

针对双方的说法，财联社记者也通过工商系统进行了查证。根据启信宝数据显示，截止目前，长江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江水电武汉公司”）的确是ST围海持股89.46%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千年工程”）的控股子公司。然而，这一工商信息是在2019年11月18日才变更的，上海千年工程就是从上海长策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长策”）手上受让的股份。